首页 > 文化 > 文化钩沉 > 正文 20年音乐之轻 2002-10-17 10:52 作者：王晓峰 2002年第40期

太湖事件

理查德.克莱德曼来了，詹姆斯.拉斯特来了，肯尼.G来了，喜多郎来了……

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在秋天到来之际，中国人能听到各种“秋日的私语”般的轻音乐，港台地区歌星、欧美歌星、日韩歌星在这期间相对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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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曾在过去20年间感动过无数中国人的音乐，在这个秋季是否会与我们再一次产生当年那种优美的邂逅？

今天，各类音乐品种已经丰富到让人们来不及选择的地步，轻音乐，这个随时都可能让人忽视的品种，在过去的20年，其实一直在感动着听到它的中国人。只是在今天，人们更容易去选择那些知名度较高的歌星。让时光倒流20年，看看我们都曾听些什么

电子合成器是什么

真正最早带给中国人比较有影响的轻音乐既不是理查德.克莱德曼，也不是詹姆斯.拉斯特，而是著名电子合成器演奏家让.米歇尔.雅尔。如果我们以今天的标准和常识来重新判断雅尔，会认为他是一个电子乐手、实验音乐家。他1981年在北京和上海举行的两场音乐会，实际上让中国人对这种音乐的接受提早了至少10年。在雅尔中国音乐会的VCD中，我们能看到，中国观众对他的音乐及电子合成器乃至西方音乐知之甚少。演出中，报幕员对每一首曲子都要做些文字上的解释，以免大家听不懂。其实，文字对雅尔的音乐实在多余，但在那个年代，我们还习惯从任何一首作品中寻找出“意义”或“作用”。即便如此，大家还是不知道如何欣赏雅尔那种诡异的合成器音乐。

后来，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引进了三盘雅尔的磁带，包括他最经典的专辑《氧气》，但毕竟这种音乐对中国人太陌生，所以，一直没有流行起来。直到80年代中后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体声调频节目开始介绍雅尔的音乐，雅尔的磁带才开始脱销。

显然，在电台的节目中，雅尔的音乐被归在轻音乐范围，当时通过电波听到雅尔音乐的人会有一种诧异:他的音乐节奏强烈，音色古怪，缺少旋律性（其实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三盘磁带已经是雅尔最有旋律的音乐了）。

雅尔的音乐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显得那么不和谐。雅尔是因中法文化交流才作为文化大使来中国演出的，而直到多年后，我们才认清了雅尔音乐的价值及他在西方音乐界的地位。但他终究没被大多数中国人熟知，我们可能很熟悉一些电视节目的片头曲旋律或背景音乐，却不知道这些旋律出自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来中国的西方流行音乐家让.米歇尔.雅尔之手。

据曾在80年代初参与流行歌曲创作的音乐人介绍，中国音乐家第一次开始接触电子合成器还是在侯德健来大陆之后，他把合成器介绍给了当时北京的一些音乐人，只有音乐圈中的少数人开始慢慢接受并掌握这种“乐器”。所以，雅尔当初在中国的演出并没有让中国人接受这种什么音色都能发出来的工具，人们对它的认识仅停留在“它的声音不像一支交响乐队那样真实”。

而另一位电子合成器演奏家喜多郎的音乐进入中国，大家才对电子合成器演奏的音乐发生兴趣。

喜多郎是受德国电子乐组合“橙色梦幻”的影响才开始从事电子乐创作，1980年，他为日本一家电视台制作的有关中国电视片配乐，创作出了《丝绸之路》三部曲。一个从未到过中国的音乐家，仅凭借电视画面、对中国音乐的间接认识和想象力，就创作出了非常“中国化”的音乐。喜多郎的音乐舒缓、轻柔、神秘、唯美，尤其是音乐中很中国化的旋律，很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所以，一进入中国市场，便受到不少人青睐。由于当时还没有前卫、电子、New Age这些概念先入为主，喜多郎的音乐在80年代中后期确实让不少中国人着迷过，而听他的音乐的人，也几乎都把它当成轻音乐。

广播电台与三大轻音乐团

“当我还很年轻，我收听广播，等待我最喜欢的歌……”这是“卡彭特”在那首著名的《昔日重现》中的几句歌词。在电视还不发达的80年代，大部分中国人是通过广播来了解信息的。而当时喜爱音乐的人也的确像“卡彭特”那样通过广播中的音乐度过很多时光。

1985年7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体声调频节目试播，听音乐的人于是有了一个可以听到更清晰音乐效果的渠道。据中央台已退休的音乐编辑董文琴女士向记者介绍:“中央台从80年代初便开始介绍轻音乐，后来主要集中在詹姆斯.拉斯特、保罗.莫里亚和曼托瓦尼三支轻音乐团的作品上。那时每到周末，听众能欣赏到1小时的轻音乐。”随着时间推移和音像市场音乐制品的不断丰富，播放轻音乐的节目也越来越多。另一位负责西方音乐的编辑朱锦告诉记者:“当时播放西方的轻音乐，还带有一些启蒙性质，没有太多的专题介绍，每次根据节目时间长短播放一张唱片。”当时电台在介绍这些音乐时，基本上是先把曲目念出来，然后播音员说:“请大家按顺序欣赏。”而且，由于音乐资料短缺，编辑制作出的节目重播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对推广轻音乐起到了普及作用。所以，很多人就是通过中央台知道了三大乐团。董文琴说:“由于当时广播节目没有广告，所以是纯粹欣赏性质的，三大乐团的音乐播得最多。我们那时介绍这些音乐，就是从外文书店买回来一些磁带唱片，然后从港台一些杂志上找到一些相关文字资料。当时的年轻人、大学生很喜欢这些音乐，经常来信点播。”

在90年代以前，三大轻音乐团的音乐一直是不少音乐爱好者常听的内容，这其中，尤以詹姆斯.拉斯特最受欢迎。一方面是他们改编的作品比较广泛，涉及到很多国家的很多类型音乐，在演奏编配上也更突出轻松欢快的特点。曾在当年狂迷轻音乐的词作家宋小明先生告诉记者:“当时人们更偏爱詹姆斯.拉斯特，因为他们始终改编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并且自己也创作了不少轻音乐。他们的和声很优美，他们改编的音乐能在原有基础上加入一些德意志民族严谨的东西，比如他们改编的前苏联音乐作品，听上去比苏联人自己编配的更有韵味，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有这么深的俄罗斯情结？不知道这是否和他当年‘二战’时不愿参军有关。”

詹姆斯.拉斯特的磁带唱片当时中图引进了有十几种，但最受欢迎、流行最广的是乐团自己创作的《蓝鸟》（Bluebird），这张唱片不仅保持了乐团原有特色，而且在风格上与其他改编作品有所不同。当时不仅在电台播放率较高，而且很多电台、电视台在节目背景音乐中也常常使用。

而保罗.莫里亚被中国人熟知是因为他们改编过一首齐豫演唱的《橄榄树》，当时外国轻音乐团改编中国音乐的情况很少见，而在音乐风格上略带忧郁和浪漫气息的保罗.莫里亚乐团同样受到听众喜爱。相比之下，另一支以改编古典音乐为主的曼托瓦尼就比其他两支乐团弱了许多。其实在当时还有一个人很受欢迎，那就是排箫演奏家乔治.赞菲尔，他的磁带唱片中图也进口不少，只是由于人们当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三大乐团身上，而排箫演奏又有一定的单调性，赞菲尔被忽视了。

三大轻音乐团在当时之所以受到大家喜爱，一方面是当时市场上的音像制品很少，进口音像制品基本上以古典音乐和轻音乐为主，仅三大乐团的磁带就多达三十余种，人们无法选择更多的音乐来满足自己需要。作为传播媒介的广播电台，与普通听众一样面临音乐品种选择上的匮乏，董文琴告诉记者:“当时只有一档‘美国音乐一小时’和后来的‘外国音乐一小时’是带广告并由国外公司提供节目源，其他音乐资料都是从音像书店、外文书店买的。”

进入90年代后，三大轻音乐团渐渐从音乐爱好者兴趣中淡漠了，而流行歌曲的繁荣让更新一代的听众忘记了三大乐团曾经带给人们的那些美妙旋律。所以，后来曼托瓦尼、保罗.莫里亚来华演出时面对低上座率和观众冷漠的尴尬，就足以说明，他们既不能让年长的听众作一次深情的怀旧，又不能让年轻听众来一次美妙的感动。中国听众在音乐审美和品位上正发生着变化，一个很主要原因是，当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听到这些乐团改编的作品原作后，顿时觉得这些轻音乐作品失去了魅力，认为这些轻音乐作品太单调、肤浅，所以，抛弃这些被他们视为垃圾的音乐也再正常不过。但他们对我们真正了解欧美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确起到了非常大的启蒙作用。三大轻音乐团就这样悄悄退出了历史舞台。

从恋人浪漫曲到浪漫钢琴王子

1986年，在音像市场上出现了一套“恋人浪漫曲”系列磁带，这套磁带由一家香港公司提供版权，一套6盒，包装非常精美。里面收录的曲目大都是在过去几十年间在欧美流行的歌曲改编的器乐曲，在风格上介乎三大轻音乐团和后来的理查德.克莱德曼之间，但在选曲上非常讲究，就是突出一个“浪漫”，其实从编配水准上远不及三大乐团，可市场定位非常符合当时中国听众的需求，于是，浪漫的魅力在悄悄改变中国人的欣赏口味。在此之前，人们对轻音乐的认识仅停留在欣赏层面，优美、悦耳是人们欣赏这些音乐的原则，很少把自己的情感与音乐联系起来。但“恋人浪漫曲”悄悄打开了人们的情感之窗，在那个浪漫还不太流行的年代，人们的情感随这套系列“浪漫曲”的流行而慢慢发生着化学反应。如果你那时在大学读书，差不多在每个宿舍的某一个角落里，都会发现“恋人浪漫曲”。

与此同时，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也已登陆中国，浪漫来得正是时候，人们发现，与之前的三大乐团相比，克莱德曼的钢琴曲已经不能用优美、悦耳来形容了，里面还多了一层情感，《星空》、《秋日的私语》、《水边的阿蒂丽娜》这些能触动人们情感神经末梢的音乐让人们更容易陶醉其中。于是，这个金发碧眼、穿着蓝色西服的法国人演奏的音乐连同他的形象一起被更多中国大众接受了。

负责这次克莱德曼演出的华唱兄弟公司的副总经理陈雄先生向记者介绍了当年克莱德曼形成一种现象的原因:“他的音乐总体上比较美，给他创作音乐的两个幕后人都是纨绔子弟，他们知道怎么去创作浪漫的音乐，他们当时追求的惟一东西就是美。而中国人都是在听进行曲的音乐声中长大的，克莱德曼的音乐很轻柔，与‘文革’以后流行的抒情歌曲相比，当然占了上风。另外，1987年中国改革开放成为定式，经济飞速发展，但又略带盲目，人们的心理非常浮躁，克莱德曼的音乐恰恰比较静，他在中国的出现的时机非常好，如果放在现在，肯定不会给人那么大的震撼。他的音乐不会让人感觉是外国的，谁听都行，哪个民族都能接受。”

克莱德曼热又导致另一种现象——钢琴热的出现。当时北方惟一一家钢琴厂星海钢琴厂因销路不畅，面临倒闭，但克莱德曼救活了这家钢琴厂。“这么说吧，当时在钢琴厂门口，只要出厂一架钢琴，人们连音都不调，立刻就买走，钢琴开始脱销。很多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也找到了饭碗，他们成了明星大腕之后又一个富起来的群体。在那个动荡年代刚刚过去的年代，有句名言:学钢琴的人不会学坏。很多家长都是因为这句话让孩子学钢琴的。克莱德曼现象无疑为钢琴热起到推波助澜作用。1992年他来北京演出时，已经是把他炒到最热了，而且是他在世界上最‘猖獗’的时候。”陈雄说。

媒体消息指出，本赛季CBA夺冠奖金不会低于6000万，一般夺冠奖金分配都是按照实力、按照主力和替补来分配的。主教练杨鸣预估能拿到200万左右的奖金，助理教练乌戈和吴乃群预估也能得到100万奖金，总决赛FMVP弗格的奖金必然是全队第一高，他的奖金预估不会低于350万。

肯尼.G，不流行都不行

如果你在商城购物，正赶上商城下班关门，会有一支曲子委婉地催促你，这就是肯尼.G的《回家》。还有哪支曲子能像《回家》这样被滥用到如此恶俗地步？由此可见G的音乐在中国是多么流行。

大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G的音乐开始进入中国，最早进入中国的是他的专辑《剪影》，其中的乐曲《剪影》一下子流行开来。更准确地说，G发迹于中国上海，当时上海的电台播放他的音乐次数远远高于其他城市。随后，他的《鸟鸣》、《回家》等逐渐深入人心，尤其是他与另一个备受中国听众喜爱的歌星迈克尔.博尔顿合作的歌曲《别让我为爱等待》(Don't Make Me Wait for Love )，更被人所熟知。

如果我们回顾G在中国流行的原因，也许只有一点，那就是他的音乐不流行都不行。以前，中国听众很少能听到萨克斯独奏的器乐曲，大家对萨克斯的印象仅从一些爵士乐唱片中听到的沙哑、低沉的音色。而G的萨克斯演奏方式和人们概念中的萨克斯完全是两回事，他使用降E高音萨克斯，这种萨克斯音色明亮、悠扬，无论从形状还是声音都酷似中国唢呐，并且比唢呐的音色浑厚、圆润。但这并不能证明他的音乐就足以在中国流行。更重要的是，这个在美国爵士乐界爱恨参半的乐手，实际上早已摆脱那种传统爵士乐手形象和演奏方式，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一个流行音乐演奏者，中国人接受他实际上是接受一个明星，而不是一个演奏家。

与中国人接受其他欧美歌星的方式一样，肯尼.G是靠他那一首首热门金曲来打动中国听众的。另外，和克莱德曼的音乐一样，G的音乐在被恩宠了一段时间后，最后也被打入到酒店和餐厅。这无疑使他的音乐在中国得到进一步普及。

肯尼.G的音乐是惟一一个在中国流传最广但没有成为一种现象的音乐。

烧出来的轻音乐

或许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知道约翰.泰什这个名字，但是如果你问一问音响器材发烧友，他会马上告诉你泰什的一张唱片《红石音乐会现场》。

90年代中期，LD机突然很流行，购买LD机的人在试盘时常常能看到一张发烧级的LD，这就是约翰.泰什的《红石音乐会现场》。很多人被泰什恢宏的音乐气势镇住，这种貌似古典音乐但绝对不是古典音乐的东西曾让不少音响发烧友着迷过，但终究泰什的其他音像制品没有在中国市场跟进，导致他的音乐仅在发烧友的小圈子内流行了一阵便销声匿迹。

但泰什间接造就了另一个与他音乐相似的人——雅尼的出现。同样，雅尼的一张《雅典卫城音乐会》唱片、视盘开始在发烧友中流行，进而他的音乐被很多电台、电视台用作片头曲。这回，出版商没有坐失良机，适时引进了雅尼的唱片，喜欢雅尼的人于是越来越多，已经完全超出了发烧友范围。

雅尼“紫禁城音乐会”便在众望所归的情况下举行，中国人终于见识到了这个学心理学的音乐家，雅尼本人也实现了文化古迹音乐会三部曲的愿望。陈雄在谈到雅尼时说:“雅尼的音乐旋律非常枯燥，但他知名度却非常高，因为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举行音乐会都选择在文化古迹前面，这就是一个秀。但所有电台电视台都喜欢用他的音乐，因为你可以在他任何曲子里随意截下5小节，马上就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用。但你要拿贝多芬、德彪西的东西，就很难做到这一点。雅尼的音乐就像车轱辘话来回转一样，非常容易截取，用哪一段都行。”

而就在雅尼来华演出的前后，一种媚雅的听音乐方式出现了，如果当初人们在欣赏音乐时出现媚雅心态是为了找到一个喜欢雅尼的理由，那么在今天看来，媚雅实际上是中国听众在欣赏音乐时必然出现的一个分水岭。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国人欣赏音乐时在心态上发生了变化，人们对音乐已不再是单纯欣赏，而是赋予了更多含义，它直接与生活方式、品位联系在一起。大家对音乐的要求已不再是悦耳动听，它还要时尚、酷，人们开始用音乐来打扮、伪装自己的精致生活，这和稍后兴起的小资群体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雅尼之所以诱发了中国人欣赏音乐分水岭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了，对生活质量越来越讲究，白领与蓝领的界限逐渐泾渭分明。在精神层面上，他们需要一个符合这一阶层的标准和诉求，审美标准也随之变化。面对音乐，体会出更多的不是情感而是情绪，欣赏音乐变成消遣一种产品。另一方面，音像市场上所提供的产品造成了受众群的类别化。玩味音乐从媚雅尼这类伪古典扩张到其他音乐类型，爵士乐、交响乐，甚至流行音乐和摇滚乐都可以贴上标榜某种生活方式的标签。

从New Age到回归自然

1997年，记者在采访来自北欧的“神秘园”时了解到，唱片公司从一开始就把市场放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地区，推广力度相当大。为什么不去选择市场更大的欧美地区呢？

后来了解到，像“神秘园”这样的音乐在欧美遍地都是，比他们出色的音乐更是比比皆是，如果先打欧美市场，一点优势也没有。之所以选中亚洲，尤其是中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市场开始接受New Age音乐了。果然，“神秘园”打开了中国市场。

其实早在90年代初期，New Age的一个代表人物恩雅的音乐就已开始在中国流行，上海的一家音像出版社同时引进三张恩雅专辑，那首在欧美流传甚广的歌曲《奥里诺科河流》同样在中国十分流行。不过在当时没有人把恩雅当成New Age音乐家，而是把她当成一个地地道道的流行歌手。

当New Age这种音乐风格的概念逐渐被中国人了解后，人们对轻音乐的理解又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虽然New Age可以被笼统归到轻音乐范畴，但人们还是从中听出了另一层意思——它是心灵的安慰剂。从90年代以来在中国流行的New Age音乐来看，在音乐风格上基本是以静为主，没有三大乐团式的轻快，没有克莱德曼式的煽情，也没有雅尼式的宏大。New Age在中国逐渐流行，更能说明它的音乐功效，都市人在繁忙之余通过这种祥和、安静的音乐来舒缓紧张的神经。

最典型的要数现在流行的“班得瑞”了，这支来自瑞士的轻音乐团体在音乐上追求一种透彻、空灵、宁静的声音，同时融进很多自然声响，据该乐队的唱片公司市场推广负责人介绍，早在正版唱片进入中国市场之前，市场上就出现七八种“班得瑞”的盗版，从盗版的猖獗不难看出，这类音乐在国内具有很大市场。因为“班得瑞”的音乐会使人们在欣赏过程中诱发对自然回归的渴望，这与当今都市人自助旅行、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非常吻合。当后工业、电子时代的声响一起进入人们的耳朵时，人们希望寻求更接近自然音色的声音来弥补听觉上的“失聪”。

从近期音像市场来看，在轻音乐方面，一十几张一套包装精美的“New Age系列”发烧唱片和另一套“世界音乐系列”唱片开始热销，从这两个系列的音乐出现在市场上不难看出，更安静、更民间的音乐将成为中国轻音乐市场未来的主导。

从三大乐团到今天的New Age音乐的变迁太湖事件，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人生活状态、审美情趣的变化过程。20年的事实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生命中有必要承受音乐之轻。■